-----观电影《一九四二》
我走出影院时,脑袋懵懵的,那残酷而肃穆的影像仍在眼前晃动。周围的人群安静而恍惚,没了往常电影散场时的喧闹。《一九四二》,一部老老实实的电影,它老老实实地展现了那个年代各阶层角色的生命面貌、立场和态度。它表现了民族灾难,刻画了人性的温暖,释放出了善意,影片的结局则给人以希望。
电影《一九四二》,是由这样四部分组成:一是以老东家为首的难民;一是美国记者白修德;一是上自蒋介石、河南省主席李培基,下至兵士的官府;一是日本侵略者。主线是难民,除白修德和难民有些许的交织,其余基本都是平行线。这真的是一部难以拍摄的影片,没有传统的情节线,没有绝对的主角,主角是“一九四二”那场震撼人心的灾难。
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灾?
一、地理环境,中国大陆处于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地中海-喜马拉雅地震带交汇部位,现代地壳活动剧烈,使得地震与地质灾害突出严重。二、从地貌来看,大陆三面为高原所屏障,一面濒临大海,纵贯寒带、温带和热带,大气环流极地高压与副热带高压的消长,季风的影响,海温的巨变,还有地球超长时段冷暖变化,使得气象灾害与海洋灾害也频繁发生。三、人口增长,20世纪中国的人口从4亿激增至13亿,人要向土地要饭吃,因而砍伐森林,开垦草原,填湖埋河造田;和人力开发加剧同步增长的,是旱灾、水灾、海岸侵蚀、风暴潮、盐水入侵、土壤侵蚀、风沙活动与沙漠化、土地退化、冻土融化、冰川湖溃决、滑坡、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频率。四、中国的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,森林过伐与不适当的土地利用,矿产、水利不计成本的资源开发,工业粗放的排放污染江海湖泊,使得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越发恶化了,人的因素正日益成为全球自然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。
1942年的河南旱灾原因也是多方面的,一是天灾;二是战争,包括蒋介石为遏止日军西进炸开黄河堤坝,黄沙淹没大批良田,改变当地生态;三是政府救灾系统失灵,如果免征军粮税赋,及时发放粮食,后果会不同。人祸有时加剧灾难。天灾与“人祸”叠加,导致灾害后果扩大。中国自古有“荒政”,执政者的所作所为、能力优劣、制度建设和系统应变能力,也影响了灾害损失的结果。灾害发生后,百姓能否摆脱死亡威胁,能否抗御饥寒,都是对当政者的检验,可以衡量“善政”还是“恶政”。有时自然灾害也会被统治者利用、杜撰,或是夸大,让所谓的“灾害”成为替罪羊,以推卸逃避自己的责任和犯下的罪孽。如电影所表现的,最后还是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记者白修德,在美国爆出了大饥荒的新闻,并通过与蒋介石的交涉,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赈灾措施。
当你跟随着漫长的逃荒人流在银幕中行进,你会感受到一种更真切、更严峻的拷问。饥饿的人在沉默中一个个死去,把问题留给了活着的人。那些历史事件你并未亲历,但你却感到一种负疚,对这苦难记忆的负疚。徐帆饰演的花枝为了孩子能活命,把自己卖了;张默饰演的栓柱,为保住孩子的风车,丢了性命。在冯小刚的镜头下,那些被饥饿伤害和凌辱的人,开口说话了,讲述那些在绝境中的悲惨故事,讲述饥饿对他们的伤害和扭曲。这不只是对他们的伤害,而是对整体人性的伤害。当这些逝者开口言说时,他们或许才有可能走出曾经的创伤和屈辱。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,见证生命在苦难中的尊严。
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,有时就像一个人一样,会把历史的苦难看作自己的隐私,总是希望人们知道得越少越好。然而,苦难却是历史留给人类最重要的经验,如果我们丧失了对苦难的教育和集体记忆,不仅会导致民众对苦难的麻木和良知的败坏。一旦条件允许,很多人会失去判断自己行为价值的能力,摇身一变,他们可能成为一场新苦难的制造者。
悲悯不代表遗忘,反而意味着要让苦难的历史,在当下的公共记忆中复活。因为只有铭记这些苦难,苦难才不会在未来重演。悲悯并不是要对曾经邪恶的行为置若罔闻、一笔勾销,而是要更庄重、更严肃地向人们展示历史中的邪恶与苦难。人类不能依靠上帝来清除邪恶,只有自己站出来不断抗争,才可能让同样的邪恶与伤害,不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。悲悯也意味着,揭示真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仇恨或报复,而是对历史创伤的修复和对正义的重新寻找,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漠视苦难的历史价值。
《一九四二》更像是在代表历史和今天的人们,向当年所有无辜的死难者道歉。我们不仅需要历史学家的客观与准确,更需要这种影像艺术的叙述与感染力,因为它能让所有人感同身受。只有让历史的苦难昭然若揭,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认知我们这个民族,认识到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。
江河不洗今古恨,天地能知忠义心。
历史上有些年头,是极具意义的,是不应该被忘记的。《一九四二》,让我们记住了我们民族这个饥荒、残酷、屈辱的一九四二年。雨果著名的《九三年》,它的意义,便是同样有勇气有能力为我们钩沉并再现了那段最具有意义的历史,让那段历史成为了艺术的经典。
有的电影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情感。有的电影直接引发我们的思考。<一九四二>,让你了解了那一段历史,让你知道,那一年、那一地、发生了那件事……。